[19] 李震山：《对提升警察办案能力之期待》，《民间司法改革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自刊本，第3页。
依据前面的论述，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一学说并非完美无暇。[94] 施瓦伯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法。
注释: [1]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判决：BAG AP Nr. 1（涉及《基本法》第6条第1款的婚姻与家庭），该判决亦载于：BAGE 4, 274。这样的看法同样没有说服力。然而，此种判决意见并不能被认为是《民法典》第138条的适用，也不能在其他一般条款的适用中获得正当化的理由。[75]公法文献中也存在类似的表述。更不用说的是，这个概念由于其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根本不适合用于处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52] 5．原则上将私法自治规则（privatautonome Regelung）和私法规范等同视之的不合理性 如果人们将法律行为的补充性解释（部分地）纳入基本权利的直接约束，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人们还会再进一步，彻底同等对待法律行为上的规定（die rechtsgeschäftliche Regelung）与私法规范。阻碍的概念所指的不仅仅是客观的不可能（physische Unmöglichkeit），也包括纯粹的不可强求性（Unzumutbarkeit）。经过主管行政机关正式批准之后，它们自己执行这些法律规范——自我监督，并自己裁决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自我惩罚和纠正违规行为。
比如，对于适用于食品安全风险的标准，可以是确保人体健康的标准。对于是否确实属于商业秘密，则需要由主管行政机关作初步认定，人民法院作最终认定。进入专题： 公共风险 公共风险监管法 。第六类是公开信息职责。
法的实施是指法律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贯彻。[8]因此，当标准变得更加严格时，一些有技术的企业会选择遵守标准，从而提高自身的绩效。
不难发现，混合式实施制度所包含的看似矛盾的理念实际上能够相互兼容。特定企业成立相应的机构来执行由主管行政机关所批准的法律规范。[13]王锡锌：《我国行政决策模式之转型》，《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第3-12页。换言之，混合式实施制度是作为代理人的企业(本身就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受国家有权机关(本身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委托来监管公共风险。
如果它们无法通过行政机关的审查，就没有法律效力。二是对于主管行政机关与企业合谋违反国家法律、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对于主管行政机关不依法监督和检查企业执法的行为，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都有权向上级行政机关投诉和举报。第一，从理念来分析，它包含着看似矛盾、实质统一的思想。[19][美]理查德•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页。
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它能够兼采政府强制型实施制度和企业自愿型实施制度的优势，却避免它们的劣势。
四是从混合程度角度观察，混合式实施制度中的混合程度要远远高于行政参与中的混合，前者所体现的混合已经让一种原本是私权利性质的行为经过主管国家行政机关的批准，对各方主体都能产生法律约束力，这是一种不分彼此的融合，而后者所体现的混合并没有达到融合的程度，对于特定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国家行政机关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主管行政机关可以组织召开由企业周边居民、其他社会公众代表和企业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和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并组织企业对法律规范予以解释、说明、反馈和修改。
王锡锌、章永乐：《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13-127页。少于9人的企业，可以不建立专门的执法机构，但可以规定由企业管理人员专人负责。立法者赋予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参与权和评议权，对于促进企业依法制法和严格执法具有重要作用。可是，如果要使这样一项制度最终产生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国家公共风险监管机关以及其他主体的行为规范，并让社会公众知晓和参与，则需要通过公共风险监管法来规范化。[13]混合式实施制度与行政参与的主要联系在于二者在价值理念上存在重合之处，即它们都隐含着私方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价值。公共风险监管法 一 问题的提出 面对频繁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无论是各级监管机关，还是法律工作者，抑或普通社会公众，都需要反思这样一个急迫的难题：为何汗牛充栋般的用以预防和消灭各类公共风险的法律规范难以得到监管机关的有效执行，为何作为形形色色的公共风险主要制造者的各类企业漠视、抵制，甚至故意实施违法行为？对于该难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作了一定研究。
而私人执法则通常是私方主体执行国家已经制定的法律规范，或者参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私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或者利益与意志远远没有实现与公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或者利益与意志的深度融合。其次，与自愿型实施制度相比，混合式实施制度将呈现出强大的权威性、效率性和渗透性。
对于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预算单独列支，且要体现充分性。 [16]Vincent Ostrom,"Public Choice Theory:A New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57,No.5,Proceedings Issue(Dec.,1975),pp.844-850. [17]事实上，我国学者对私人执法这一法律概念的科学性、合法性、有效性等问题予以了批判，参见史永平：《私人执法是否存在——与徐昕教授商榷》，《学术界》2015年第2期，第125-326页。
否则，容易陷入自说自话或故弄玄虚的境地。[9]二是主管行政机关在预审过程中并不需要使用一项统一的标准。
从规范层面来分析，企业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其实是包括企业周边居民在内的各方主体依赖于相互信任、合作以及共同的责任并在命运共同体观念支配下共同生产的结果。在最终认定尚未作出之前，企业应当依周边居民或其他社会公众的申请公开，或者主动公开。然而，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下，由于法律是由企业自己所制定并是由企业内部的具备专业知识的执法人员来实施，因而将获得企业内部工作人员更多的配合和理解，并让更多的违规行为受到制裁或者对潜在的违规人员产生更强大的威慑力，从而抑制违规行为。三是知情权应当贯穿于企业从为自身起草法律直至企业日常执行法律的全部过程。
二是从与企业的关系角度而言，凡是企业及其执法机构涉及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所有信息，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都有权向企业索取。(二)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1.为自身立法的权利(义务) 作为公共风险制造者的企业首先获得的一项权利——其实也是义务，就是为自己立法，这是一项概括性的权利(义务)。
[17]三是实施对象存在差异。对此，立法机关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规定。
比如，它们负有义务向企业解释和说明国家对于预防和消灭该领域的公共风险的最低强制性标准是什么。对于企业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制定适用于自身的法律以及违反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行为，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既有权向主管行政机关投诉和举报，也有权向企业管理层和企业执法机构反映。
可是，公共安全事件接连爆发的残酷事实表明，试图不断升级公共风险监管机关监管责任与各类企业违法成本并且将制度设计的重点集中在金字塔两端的做法并没有实现立法者的初衷，公共风险领域诸多法律依然被束之高阁。[20]换言之，公共风险监管法需要为该项制度中的各方主体配置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或者职权与职责，并为企业内部的执法机构配置相应的职权和职责。二是主管行政机关在对企业所制定的法律公开征求意见阶段，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代表有权主动申请参加，提供建议和意见。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中，实施公共风险监管法的主要任务和成本将由企业自行承担，国家主管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将不再是直接实施公共风险监管法，而是更好地集中有限的执法资源监督企业执法。
此外，与立法机关由于有限的立法资源和繁重的立法负荷难以全面掌握企业的公共风险，因而无法制定出具有较强覆盖面的法律相比，企业最了解自身的情况，因而也能够制定出覆盖企业各个层面的公共风险，体现出制度规范的全面性。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中，他们所享有的知情权涵盖多个层次：一是从与国家机关，特别是与主管行政机关的关系角度而言，只要是国家机关从企业所获得的与执法有关的信息，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既可以通过向主管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方式取得，也可以通过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方式取得。
三是在企业日常执法过程中以及主管行政机关对企业执法予以监督和检查的过程中，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既可以应行政机关的邀请参加，也可以主动申请参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依据上述解释，公共风险监管法混合式实施制度是指，作为公共风险制造者的生产经营企业自己起草制定监管自身所存在的公共风险的法律规范，[6]经由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审查和批准以及公开征求意见之后，交由生产经营企业自身来执行，同时，主管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的执法形式。
在某一特定期间，如果标准变得更为严格，那么企业遵守标准的成本将急剧增加，而它们不遵守标准的成本则基本保持不变。第二，混合式实施制度能够兼采政府的强制型实施制度和企业的自愿型实施制度的优势，并避免它们的劣势。
